在科隆出差

上一次写博客也是在科隆，住在近在咫尺的novotel，今天换到了街对面，对着莱茵河，窗外是科隆的内河港口，左边是巧克力博物馆，右边是桥，夜里1年多桥上居然还有城轨经过，甚至可以清晰地看见城轨上的人起身准备下车。大桥过去是科隆rheinauhafen的标志性建筑。三栋同样的楼，却只有2栋是写字楼，第3栋是公寓，Poldi买下的penthouse灯还亮着，如果有望远镜甚至能看见他在家做什么，这样想来狗仔队应该是这家酒店的常客了。写字楼里有EA的总部。酒店隔壁是微软的总部，当然都是指在德国的总部。正对面未完工的写字楼里现在还有人在里面闲逛，看样子应该是保安。外面的河道还有船经过，看着船走过的水波，水波上映着的荧荧的灯光，完全感觉不到零下十几度的严寒，还以为身处炎热的夏季呢。科隆在我眼里俨然已经算个不夜城了。而就在昨天，还有人感叹所谓的大城市科隆真的好小啊。

清晨的港口

杂乱无章

今天是忙碌的一天，发生了许多不寻常的事，也就是并非每天都会发生的事。

清晨坐火车去公司的时候遇见两位从国内过来拜访客户的同胞，南方人，很和善，聊了好些话题，包括iphone，机票价格，A380，高铁，名品街，outlet。这些似乎全都属于物质享受。而我惊奇的发现，所有的这些都可以概括为两类：奢侈品和高科技。前者以LV为代表，后者以Northface为代表。

下班之后去参加一个朋友的演出，一家中餐馆的再营业。朋友的演出还是一样的好，但是那个氛围却不是和中国民乐相称的。我可以设想两种场景：第一，德国餐馆，满屋子的德国人举着酒杯，身边是一个流行乐队，或者爵士乐队，又或者德国的Volksmusik（大众音乐？），大家都很happy，很热闹；第二，古色古香的中式餐厅，琉璃瓦，木头梁，雕花的窗户，以及幽暗的烛光，不很耀眼的聚光灯下一位穿着古装的女子弹奏着中国传统乐器。第一个场景德国到处都是，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慕尼黑的HB，第二个场景勉强可以算得上的是在乌镇的演奏评弹的小屋，但那里也充满了太多的游客，还有扬州的老啤酒厂，欠缺的只是一位像朋友这样的演奏家。但是在第一个场景里演奏中国民乐，甚至是古琴，我实在不能欣赏。这更多的只能算一场秀，一场不伦不类的秀。所有的节目都很精彩，只是场合不当。

回来的路上走在莱茵河边的一条灯火通明的大道上，耳边响起的是许美静的都是夜归人，我喜欢这样的感觉，这样静静的，哀伤的。妻子说许美静和蔡淳佳的歌都很好听，但只有许的歌能唱到人的心里，时常会想起它的调子，更多的却是它的意境，而蔡只是唱一首好听的曲子，听来听去也仅止于此，听多了还会感觉有些许做作。于是我会经常想起许的歌，她的每首歌似乎都是一个调，却又都不同，每一首似乎都是在灯红酒绿的香港，一个伤心人在街头盲目的乱走，却找不到回家的路。而我因为出差，独在异乡，却是有点迷恋这样偶然的孤独。通常只有这个时候我才会去思考人生。

说到思考，今天认识一个90后的年轻人，考虑问题的深度是我十年前远远无法企及的。他想到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父母对隔代子女的强制灌输问题，结婚时的经济问题… 好多我们也一直在想的问题。不是叛逆，也不是愤青，而是对于生活状况的思考。对90后道听途说的偏见一下子少了好多。

读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

看完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一书，对每一封通信都有一些特别的感触，大多数时候是强烈的共鸣，安德烈是在德国长大，接受的是完全的欧洲教育，而他妈妈，也就是龙应台女士，接受的中国式教育，但因为后来在美国留学，旅居欧洲多年，学贯中西，通晓欧洲的文化，尤其是东西方青年人观念上的差异，他们俩之间的通信，展现了当今绝大多数中国家庭面临的问题：子女的叛逆，父母的执著，两代人之间的交流困难，如果子女又是在海外多年的，这个矛盾由于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将更加激化。

很多想法想一一写下来，一时又不知道从那一封开始。今天和家里打完电话，感觉对安德烈的那封《独立宣言》印象尤其深刻，于是打算从这写起。安德烈给妈妈的信里是这么说的：“妈妈，你跟我说话的语气和方式，还是把我当十四岁的小孩看待，你完全无法理解我是个二十一岁的成人。你给我足够的自由，是的，但是你知道吗？你一边给，一边觉得那是你的‘授权’或‘施予’，你并不觉得那是我本来就有的天生的权利！对，这就是你的心态阿。也就是说，你到今天都没法明白，你的儿子…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你的‘别人’！”

龙应台的小儿子菲利普和她说：“我发现你的华人朋友的一个特征，当他们要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总是看着你的，而且，就站在我面前，却用第三人称‘他’来称呼我。”这是个很常见的画面，在中国。虽然你已经十八岁，但是在父母面前你永远是个小孩。关于这个问题，菲利普看的很明白，他说：“差别在于，欧洲人是看年龄的，譬如在德国学校里，你只要满十四岁了，老师便要用‘您’来称呼学生。但是中国人看的不是年龄，而是辈分，不管你几岁，只要你站在父母身边，你就是小孩，你就没有身份，没有声音，不是他讲话的对象。”刹那间，我恍然大悟，为什么多年前我刚来德国时问一个孩子的父母被牵在手里的小孩多大时，父母总是让孩子自己告诉我他多大了。多年之后这也成了我本能的反应。如果问题的对象是孩子，那说话对象也是孩子，甚至连初次见面时候的握手都不会省略。在德国，小孩首先是被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对待。现在明白为什么这里所有的楼宇的通道都要有残疾人专用的，因为他不能因为残疾而被剥夺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权利，正如做为残疾人，他也拥有坐公交车的权利，所以每一趟公车的后门都可以放开斜坡以便轮椅可以顺利上下进出。这让我想起，芮成钢书里写的让他感触很深的一件事：欧洲小孩和父母去饭店吃饭，五六岁的小孩，会自己和服务生说他要吃什么，要怎么做，辅料怎么搭配。做父母的不会干预孩子吃什么（当然在他可以吃的东西范围内），更不会代劳点菜，越俎代庖。

所以我明白了，我们和父母之间的矛盾，不仅只是两代之间的，更多的，可能是两种文化之间的。

龙应台还讲了很生动的例子。有一次他们一帮亲戚一块去海滩玩。菲利普的舅妈问她读大学的女儿要不要去上厕所。龙应台也想去，于是顺口也问菲利普要不要去。菲利普很迷惑的看着她说“妈，我要不要上厕所，自己不知道吗？需要妈来问？”。于是龙应台径自去了，回来后，菲利普还不放过她，说“表姐二十岁了，为什么她妈还要问她上不上厕所。第一，这种问题，不是对三岁小孩才会问的问题吗？第二，上厕所，你不觉得是件非常非常个人的事吗？请问，你会不会问你的朋友要不要上厕所？”于是龙应台想了下，很不甘愿的说不会。

安德烈和菲利普展现的是他们彻底的欧洲价值观。而我，从出生到19岁在中国，从19岁到27岁在德国。因为接受了两种教育，所以我可以理解他们，也能理解亚洲的父母们。但我更加认可他们的想法，也就是欧洲的教育方式，欧洲价值。无论是孩子，流浪汉，吸烟者，朋克，他们首先是被作为一个人来看待，一个平等的人。辈分，身份，地位，金钱这些都不是他们对人处事的标准，他们首先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当然这些不是绝对的，凡事皆有例外，这些只是指大多数，就是所谓的社会价值观吧。

我自认早已过了那个为了叛逆而叛逆的年龄，我会认可父母那一辈人的爱好，我甚至在一些方面和他们有着同样的审美，但我们也在太多的方面有着明显价值观的冲突，两代之间的，以及两种文化之间的。亚洲的父母习惯于用辈分来要求做晚辈的应该怎样怎样，动不动上纲上线，缺少了和子女平等探讨的态度，而这正是很多子女“叛逆”的根由。

正像众多龙应台的读者所反映的那样，可以像他们这样彼此之间能够对话，畅谈观点与立场，这种幸福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样书信往来沟通信念，是何其令人称羡。

推荐广大家庭去读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2011年2月第15次印刷。